"但他认为不能依靠地域行政级别划分一二三线城市，比如传统意义上的二线城市通常指省会城市。
第四，中国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干中学的机会几乎遍及各个经济领域。刘易斯拐点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必定会发生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更替。
于是，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和出口拐点到来所产生的冲击，主张结构调整和刺激内需的政策建议逐渐成为主流。第二，出口下降，导致总需求下降。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所出现的工资持续上涨现象主要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实施扭曲性干预所致，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原有工资水平下的有效劳动供给趋于减少，但这绝不意味着剩余劳动已经完全消失。其第二个错误是从工资上涨的现象中倒推出中国剩余劳动已经趋于枯竭的结论，然这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工资上涨可能是由于剩余劳动枯竭所致，也可能是因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扭曲性干预所致。如果按照新常态增长，以6.5-7%的实际增长减去4%的就业增长率，那么每年就仅有2.5-3%的净增长，按此增长率，中国已经就业的存量人口之收入要想在目标期内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面对经济增长减速，有一种观点正在迅速地被人们所接受，那就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时代结束了，我们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新时期，人们必须适应这样一种新常态，而不要刻意去追求不可企及的高增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出口对于中国来说为何重要？就中国目前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一半而言，中国的内需相对于产出来说是严重不足的，处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民受生产率和生产方式的制约，基本上是属于自给自足型的。当时市售奶粉开始常见。
这些东西在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大都是禁用的。在农民不怕农药残留，只怕苦笋"刮油"的年代，有"食品"（不管什么样的食品）就有了"安全"感，没"食品"就没有"安全"可言，所谓"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这首打油诗倒确实是那时的普遍心态。我们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出生后，家里由于为奶操心，当时就注意到这些情况。我插队的广西田林县山区有各种竹笋，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那是山民的美食，其中"八渡笋"还是著名土产。
如果不是我们现在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标准提高，消费者变得更挑剔（我想有这个因素，这显然是好事，但这是全部的解释吗？），那么我们恐怕就要在市场经济之外寻找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了。由于不密封，购买时就能闻到气味，所以奶粉中那种羊牛奶不分和几乎没奶味的恶性造假就很难在原奶中发生。
回想起来，今天有哪个企业家能开发那种具有"刮油"功效的苦笋，岂不是最时尚的减肥商机？但在那个时代油水极缺，人们普遍营养不足，长相瘦弱。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加糖太多，奶粉超甜，其实就是以廉价糖粉冒充奶粉。我们那里还有的农村种萝卜只吃叶（萝卜缨），白萝卜本身是不吃的。这样做当然也有一个条件：当时中国城市还是自行车时代，街上汽车不多，交通管制不严，除了市中心一些门面大街，边缘和近郊城区的街巷还是可以牵牛进来的。
而那个时候农民无食可消，唯恐胃健，哪里经得起这种加剧饥饿的"健胃消食"？当时人们都为填充荒腹而犯愁，1960年代初甚至清华大学都曾推出"科研成果""双蒸饭"：把蒸好的米饭再蒸一次，使其蓬松体大好"哄肚皮"，而且还像是吃上"干饭"--那时很多人喝稀饭都喝怕了。知情者告诉我，收奶时没有特殊仪器是测不出尿素的，但煮奶时，由于尿素遇热分解会释放出氨气，人就可以闻出氨臭。到了过剩时代就不同了，买方市场竞争激烈，消费者能够挑三拣四了，假冒伪劣一旦败露，你就别想在市场上立足。 买方市场时代的掺假现象 显然，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近年才有的，从奶业掺假的历史可见一斑。
但无论如何，后来排除阻力提出亡羊补牢的还是这个新西兰股东，这难道还不令人深思吗？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食品安全 。说毛泽东时代的食品安全标准更高当然是不可信的，但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也确实不能单纯说是一种市场现象。
家养奶羊自己挤奶，虽然按时人观念，羊奶是不如牛奶的，但总比掺假的牛奶强吧。可是2004年出现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2008年又出现更严重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就不好再这么解释了。
刚刚走出匮乏的人们，有胜于无就很知足，也不太在意质量，那时也没什么消费者权益的概念，更没听说"三一五消费者日"。所以尽管由于"信息不对称"，买方市场也难免有假冒伪劣，但严重的假冒伪劣一般还是与卖方市场相联系的。其实就常理而言，短缺时代的市场中假冒伪劣猖獗倒是不难解释的，因为那时是卖方市场，对别无选择的购买者什么都能卖出去。如此恶劣而公然的情况当然不多，而且当时也有些品牌口碑不错，如"完达山"、"红星"等。其实白萝卜有"健胃消食"功能，中药书里倒是写着的。 我国在乳业已经是买方市场的时代，还频繁出现严重掺假，着实有点奇怪。
但无论如何，当地人说白萝卜吃不得，为什么？因为"吃了饿人"。可以说在改革前，除了"顶层"外，即便是中上层中国人，通常也只能从"大白兔奶糖"、"麦乳精"和一些高级奶油奶味点心中体会作为添加物的牛奶美味，而大多数底层国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接犊的饲养员除外）根本连牛奶的气味都闻不着。
另有一种苦竹笋，鲜笋略带苦味，水漂两日除去苦味后还是好吃的，但老乡告诉我们不能吃，为什么？说是因为那东西"刮油"，人吃了会瘦。人们知道三鹿奶粉三聚氰胺问题引起社会反映后，当地政府一直掩饰真相、庇护企业，而持有三鹿43%股份的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却不顾自己利益可能受损，要求政府处理此事。
所以公社化时代农民消费牛肉牛奶的机会实际上比传统时代还少。毛泽东时代大概的确没有毒奶粉问题，因为那时除牧区和具有游牧传统的少数民族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几乎完全不消费牛奶。
可悲的是，农民并非不知这样取食有害，只是饥不择食啊。 国人食品的"前牛奶时代"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对现实的理解必须有历史的眼光，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闹得人心惶惶，尤其是国产奶粉掺入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曾经成为舆论的热点。除了有机氯，当时的农业还广泛使用剧毒、高残留有机磷（1605、1059、3911等）、汞制剂（赛利撒、西力生）等。加之大型乳业公司纷纷崛起，"麦乳精"已成逝去的记忆，全脂奶粉、配方奶粉、酸奶等商品品牌令人眼花缭乱，乳业已走出短缺经济，进入了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
大饥荒时期，村民饿殍盈野，而牛却瘦骨嶙峋地活下来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些不忍村民饿死、犯禁杀牛救饥的队干部还成了"私杀耕牛犯"而陷身囹圄。惟在公社时代，不仅耕牛皆归"集体"，而且国家对"集体所有"的耕牛也控制极严，历史上出于重农抑商理由就出现过的限制宰牛令，在新中国更是空前严格。
但至少在我工作的西安市，那时市售奶粉半为廉价的羊奶粉。毛泽东时代"食品安全"问题不凸显，不过是因为那时食品匮乏的问题太凸显而已。
说毛泽东时代的食品安全标准更高当然是不可信的，但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也确实不能单纯说是一种市场现象。二是一些郊区奶农与城市消费者直接交易，事先征订，大清早牵着乳牛进城，当着消费者的面挤奶，以免掺假之嫌。
这样就无怪乎帮助消化的东西也是那时的"有害食品"了。由于人不吃，那里的萝卜也被培养成了根小叶大的品种--也可能相反，是人们不培养大根品种而使其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态。结果，掺假者又发展出第三代技术，即在掺入的米浆中加尿素，尿素富含有机氮，检测仪就被骗过了。我国传统汉族农村，无论南方的水牛，还是北方的黄牛，都是役用的，乳牛、肉牛是外来的近代事物。
于是不久又有了第二回合：一些奶农发明了掺米浆，甚至自备波美浓度计调节稀稠，这样可以保持浓度，波美浓度计测不出来。1970年代虽然已经不像大饥荒时代那样不择手段地"充饥"，但是当时推广的很多"成果"仍是以难吃（当时的说法叫"节约粮食"）、难消化（当时叫"顶饱"）为特点，典型的如粗粝到"喂马马都不吃"，"人吃了拉不出屎"的"杂交高粱"，当时曾以其产量高而且"既节约又顶饱"的"优点"在北方各省广泛种植。
当然这些办法"交易成本"大而成交量小，难为长久之计。由于供给短缺，那时就盛行掺假现象。
以至于那时以牛奶为原料的产品纷纷标明"牛奶粉"以示区别。而幸福的标志是"心广体胖"，富贵者的形象是"大腹便便"，乃至直接谓长胖为"发福"，胖子为"富态"，市面上肥肉比瘦肉价贵，猪板油又比肥肉更贵，养猪成功的标准是有"几指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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